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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信报·2018年6月04日A13

◎曲言杂谈 文化大师们的“童年”□曲全承

2018-06-04 来源:信网-城市信报 A13版

一年一度的儿童节又到了。早晨起床刚在书桌旁坐定,晨风里就送来了亲友们的祝福,希望我以五十多岁的年纪还能保持五六岁孩童的纯真,我当然毫不客气地收下了这些祝福。

不过,一个成年人如何守得住童真,还是很让我费了一番思量的。起码要懂得什么是童真。问黄庭坚,他说:“骑牛远远过前村,吹笛风斜隔陇闻。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讲的是不染名利铜臭的自然洒脱;问辛弃疾,他说:“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讲的是未经烟火熏烤的纯净;当然更喜欢高鼎《村居》中的意境:“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讲的是了无牵挂的欢乐,更重要的是,它还告诉我们这种欢乐的缘起:春意盎然中卸下身上的所有包袱。

这样洒脱纯净的童年欢乐,我们成年人还能找寻得到吗?想想都觉得奢侈。

且慢悲观,或许还是有成功案例的,不过要有些耐心,要在岁月的“锦灰堆”里认真爬梳。我首先想到的是金岳霖。

金岳霖是著名的逻辑学家,他与林徽因相望终生而不求相守的凄美爱情故事尽人皆知,不过他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童真”趣事。

先说金先生授课。在西南联大听过他课的汪曾祺描绘得很生动:金先生教逻辑。逻辑是西南联大规定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班上学生很多,上课在大教室,坐得满满的。在中学里没有听说有逻辑这门学问,大一的学生对这课很有兴趣。金先生上课有时要提问,那么多的学生,他不能都叫得上名字来,——联大是没有点名册的,他有时一上课就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衣的女同学就都有点紧张,又有点兴奋。

用我们乡间的话说,金先生这样授课,是有些孩子气的“没正形”。更“没正形”的是他作为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穷书生,竟敢在当时的报纸上发表这样的文章:“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金先生当然没有做剃头匠,他用剃头匠作比是想透露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和对权贵的蔑视,真是傻得可爱。好在当时读书人的“没正形”还能为世俗所容,“没正形”才出得了大师。

金先生的笃实天真可不是装出来的。上世纪30年代的一天,金先生给陶孟和打电话,陶孟和的仆人问:“您是哪位?”大脑非常发达的金先生一时竟忘记了自己的名字,张口结舌答不上来。他回头问自己的人力车夫:“我是谁?”“我也不知道呀,”车夫说,“我只听别人叫你金博士。”这样的提醒才让金先生记起自己叫什么。在西南联大时,金先生存款只知道存活期,有一次梁思成告诉他存定期可以多得利息,金先生瞪大眼睛:“真的吗?你真聪明。”金先生爱喝牛奶,冬天订多了,到夏天时喝不完容易坏,他就央求别人替他喝:“这个忙诸位一定要帮,太麻烦大家了。”有人告诉他可以冬天多订夏天少订,他又瞪大了眼睛:“我怎么没想到?你真聪明。”

那一代的许多文化巨匠没有刻意寻找“童年”,他们就一直生活在“童年”中。

可惜的是,许多年后金岳霖不再有“童年”了。历次运动中,这位享誉世界的学者都备受磨难,都在想着如何把更脏的脏水泼到自己身上以渡过难关。最让他烦恼的是写不出令人满意的检讨书,还为此专门去请教以文笔见长的哲学大师冯友兰。哪知冯先生写检讨也江郎才尽了,“一天,逻辑学家金岳霖来看望他时,两位大教授竟为检讨的事抱头痛哭”。

冯友兰先生也有过畅意的“童年”。人在“童年”的标志除了要有质朴天真的赤心还要有意气风发的才情,正所谓“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没有学会“抱头痛哭”时的冯友兰就很有挥斥方遒的笔力和风华正茂的神韵。抗战初期,教育部长陈立夫多次发布训令,要求西南联大遵守教育部规定重新设立课程,统一使用部颁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联大教务会议决定致函抗辩,推举冯友兰执笔。冯教授当仁不让,一挥而就:

“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

“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今教部对于各大学束缚驰骤,有见于齐而无见于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

“教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教部可视大学研究教学之成绩,以为赏罚。但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此同人所未喻者二也。

“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志,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

“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之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育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一科员之不若。此同人所未喻者四也。“……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纵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话虽然不卑不亢,但却透着独立学人的自信与矜持:学生怎么教,教材怎么设,我们大学教授是行家,不必部长挂怀。我们大学不是陈部长属下的科室,对你的训令恕难从命。在国民党统治的黑暗时期,冯先生能有如此胆略和才气,可当“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了吧?

我特意找出金岳霖、冯友兰两位先生运动期间写过的“检讨书”看了看,无外乎是些“我是有罪过的人;从现在起,我要做一个新人,要做一个名符其实的人民教师。我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一年不成,两年;两年不成,三年;甚至于五年十年”这样的文字,才情确乎大不如从前了,“臣罪当诛兮”的心绪也萎靡难测。如此看来,大师们的“童年”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守护的,一不小心,也会给弄丢的。

怎么才能让成年人不丢掉“童年”呢?也到大师们的身上找找捷径。找到了葫芦,或许就不愁画不出瓢来。

赵元任是国际知名的语言学大师,他最神奇的地方,是走到世界各地,当地人都把他认作“老乡”。二战后,他到巴黎开会,车站行李员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感叹:“你回来了,巴黎大不如从前了。”他到柏林,一口柏林土语让邻居老者如见故人,邻人说:“上帝保佑,你终于平平安安回家了。”他周游华夏,因精通33种方言,到处都是乡亲,到处都有笑声。更有趣的是,他还精通音律,刘半农的诗歌《教我如何不想他》就因他的谱曲而名扬海内外。女儿问他为什么对枯燥的语言研究得那么起劲,他轻描淡写地说:“好玩儿呀!”——以“好玩儿”之心入世,以“好玩儿”之心出世,进出自如,赵先生真是长不大的孩子。

国学大师刘文典学养淹博,陈寅恪称赞他“盖为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他对自己的学问也颇为自负,扬言:自古有两个半庄子,一个是庄子本人,一个是日本某教授,另外半个就是我刘某人是也。刘文典讲《红楼梦》妙趣横生,是清华的一绝,连著名红学家吴宓都去偷偷蹭课。刘先生讲课总是闭上双目摇头晃脑,陶醉兴奋时才睁开双眼,扫一眼课堂上的吴宓:“雨僧(吴宓字)兄意下如何?”吴宓赶紧起身:“高见甚是!高见甚是!”全场为之哗然。刘文典任安徽大学校长时,因学校闹学潮被蒋介石召见。蒋让他交出学校共党名单,刘文典断然回绝:“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带好你的兵就是了,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蒋介石勃然大怒,不仅打了他两记耳光,还把他下狱“法办”,在学者们的集体搭救下才保住性命。章太炎闻知此事,特意题联相赠:“养生未羡嵇中散,嫉恶真推祢正平。”将其比作晋代狂士嵇康和汉末名士弥衡。——刘先生对抗混沌时世、坚守童真的办法,是坚持遗世独立的一份率直狂狷。还有执着如陈寅恪,还有淡泊如朱自清,还有温婉如梅贻琦,还有不羁如陈独秀……还要有一个时代对“个性”的礼遇呵护,对“不谙世故”的宽容守望。

我有时不太清楚我们这些成年人要找回的童真是什么,是刚刚摆脱母腹时的蒙昧,是打磨圆滑后的麻木,还是对心灵与文化的一种自觉选择?如果是后者,那其实就是对真、善、美的最果决的期许,就是我们对一群人、一个时代远去背影的膜拜。

让成年人儿保住一份童真,看来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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