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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信报·2017年10月09日A12

◎曲言杂谈 纤尘莫入一页书□曲全承

2017-10-09 来源:信网-城市信报 A12版

折腰斗米,折冲市廛,时间一久,身上就会沾满尘屑,洗涤的办法,静下心来,读点古雅精致的文字就是一途。比如读读董桥。

今天读董桥的《故事》,我的一个新发现是,董先生不管讲什么故事,但凡有女人出现,笔韵便格外玲珑,真的好,真的有趣。

《翠玉簪》说到翠大姐,“听她说话,我只觉得她的脸真好看,四十几快五十了还那么纤秀,一双凤眼添了几丝鱼尾纹反而更见水灵,配上那管尖尖的鼻子和那张薄薄的嘴唇,十足江南水乡一树柔媚的梨花。”

不仅有俏颜,还有风情。“斜斜的秋阳穿过窗外的绿荫照红了翠大姐的脸……她轻轻巧巧地把簪子别上发髻,抿嘴一笑,有点腼腆。我一眼瞥见她鬓角上那几缕白发,凄清如雪后的一剪梅。”

如果不是因为他是前辈,真该骂董先生该死,寥寥几笔的勾勒,民国女人就鬓影婆娑地站在了我们面前,让我们这些晚辈俗类,惊得大气都不敢出。

两处写沈茵,笔端都是带着馥郁的。一处在《磨痕》,“沈茵跟婶娘都绾着素净的发髻,香软的絮叨随手誊写出来都可以镶进张恨水的小说:怀旧里沁满琐碎的怜惜,殷殷几声叮咛不忘敷上一些贴心的吉利话;浅呷轻嗑之间,青花瓷杯边缘那一晕朦胧的唇印倒是江南老宅玻璃窗上褪色的双喜剪纸了。”

首一句古得像陈年檀香,末一句艳得像雪窑寒梅,但都让人心旌摇荡,仿佛宝玉走入了太虚幻境。不过董先生真的懂女人,又真是妙手,笔管轻点,粉腻就变成了雅致。离开这样有情趣的好男人的眼波,好女人吹弹可破的风致怎么能在岁月的纸板上润开墨色哪?

“民国女人”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群体性文化乡愁,但那细若游丝的香魂却实在让人难以把握,还好,在《包浆》里,董桥先生给了我们答案。“十多年不见,沈茵娴秀依旧,脸上隐约的沧桑平添几分冲淡,韵味更浓”,“三十老几的人始终甜柔似水”,他借用沈茵之口俏皮地说:“干脆说是包浆吧!”

妙极了,好女人的韵味就是一层剔透醇厚的包浆,但又岂止是女人呢?只要时光流转,只要风轻云淡,只要墨染琴熏。

能够给我们带来快感的文字,要有情致,婉约如女人的鬓影,也要放达,跌宕如男人的心胸。比如金克木。

金克木只有小学文凭,但其学养之深,既与季羡林、陈玉龙并称“北大三支笔”,又与季羡林、张中行、邓广铭一起被称为“未名四老”。过去读金克木先生的哲学、文学著述,是正襟危坐的,恨不得沐浴更衣,今天读金克木,是左手茶,右手烟,软塌塌倚在沙发中的,非为不敬,实为兴奋处可足蹈、豪迈处可击节之便。

今天读的是金克木先生写的一本小书《蜗角今古谈》。

最喜欢其中《三笑记》一篇。金克木先生说,自己一生要凑足三次开怀大笑。第一次开怀大笑,是被打倒批臭之时。1966年夏秋之交的一天,金先生接受体罚,和北大一群“牛鬼蛇神”搬运石头,将大小石块放在筐内抬过校园开阔地,卸到围墙下面。和他同抬一筐的是化学系的傅鹰教授,两人低头无语,机械移步,好不沉闷。

傻呵呵抬了几趟,突觉寂无人声,抬头一看,偌大的校园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大概是革命闯将们移营别处,把他们给忘了。“这时猛然发现如在荒原,只有两个老头,对着一堆石头,一只筐,一根扁担,一堵墙,一片空地。不约而同,两人迸发出一阵哈哈大笑。笑得极其开心,不知为什么……这真是一生难得的一笑。”

读到这里,我也笑了,我是作壁上观,笑政治小丑们不自量力,沐猴而冠,导演出一幕幕历史滑稽剧。我笑得容易,金先生笑得就不那么容易了。但金先生就是能笑得出来,而且是开怀大笑,那样的环境,那样的境遇,非胸怀磊落、参透人生者不能为之。说到这里,我就真该为金先生大大地点赞了。

另一次开怀大笑也是发生在文革时期。金先生和其他两位“牛鬼蛇神”被打发到教学楼的走廊里擦窗子,三人中有一位外语系的日本女士,年轻,貌美,善理家务,玻璃如何擦得干净,都是她手把手教会两个老头。

后来要站上窗台去清除上层积垢,两个老头都面有难色,日本女士自告奋勇,飞身而上。任务完成,她一回身便往下跳,金克木先生下意识伸手去扶。东洋女士生性腼腆,一见要投入老头怀抱,空中便躲,可惜她没有练过体操,结果三个人都重心不稳,扭到了一起。“三人定过神来,不由自主同声哈哈一笑。我笑得最响。她也失去少女风度,张开大嘴。”

那第三次开怀大笑是什么时候?金克木先生这次认真起来,他说要留到登上八宝山“火遁”“尸解”的时候。这老头儿说的可不是戏言,2000年8月5日他因病去世前,就真的留下遗言:“我是哭着来,笑着走。”哭着来,笑着走,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竟可豁达悠游若此,我等晚生后辈,敢不击节而叹,击节而歌。

能够将我们拖拽出俗尘的文字,当然不能自身带有俗痕。古代的不说,当代的,就真得不多。在这不多的文字中,梁任公先生的弟子、明史专家谢国桢先生的《瓜蒂庵文集》值得一读。

《瓜蒂庵文集》是一部小书短制。说来惭愧,十多年前买回家,就丢到了书堆里,竟无识庐山真面。还是在董桥先生文字的指引下记起了这本书,一读,晕了,好到不忍心放下。

喜欢《瓜蒂庵文集》的原因首先是感到亲切。谢国桢先生虽然祖籍河南,但随宦游的父亲在胶东栖霞生活多年,少时的诗作,有两处涉及栖霞。一首是“栖霞久是文明地,遗踪兰皋不可攀;拔草诛茅新辟室,晚来尤得见南山。”说的是父亲到栖霞后,在衙署辟出三楹偏房做书室,“祖母携余至书室中,在插架上信手拈取《史记》,为吾讲刘邦斩蛇起义故事。时近黄昏,见窗外山坡上农民耕罢,荷锄而归。”

另一首是“小径崎岖路不平,杂花蔓草遍山生;归来采撷能盈掬,独自喁喁笑语声。”说的是“余六岁入私塾,散学归来,家人携余至屋后山径闲步,但见山花蔓草,所在皆是。余信手采撷,不觉盈掬,归后为吾祖母道之。”

诗写得质朴浅显,情却是真挚感人,耄耋之年,将少时之作拿出示人,可见先生对栖霞山城依恋之深,对祖母慈爱怀念之忱。

喜欢《瓜蒂庵文集》更重要的原因是谢国桢先生以诗笔治史,以史笔为文,浅浅淡淡,似近又远,让人读来,“有久阴天气乍露一抹夕阳之欣慰”。

最喜欢集子里的《清明寒食考》,学术作品,竟摇曳得花枝乱颤,像明清的性灵小品。“历代的诗人为什么对于寒食清明时候有这种特别的感触……寂寞惨淡的冬天,好容易的过去了,这时候变换了一个美丽而可爱的世界,浮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好像正在昏迷疲倦的当儿,猛然间被一个美人儿轻轻的笑语温柔,把你拍醒了,那时候你心中试问你当怎样慰藉?”

读着这样的文字,就像走进了美猴王孙大圣金箍棒画出的圈圈,“子不语”的俗物,怎么敢近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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